院士負面笑話與「公民」教改問題
【聯合報╱張茂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2007.09.12 02:55 am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委員(台北市)
中研院院士、教育部顧問室顧問朱敬一教授,日前在「名為」(實為「假設」)高中生「人文與社會科學資優班」的課堂上,將自己規劃為唯一授課者,當著約一五○位入學方兩周的十六歲高一學生面前,批評他們正在學習的高一「公民與社會」課程內容:「教材太差,不值得考,若硬要考,就中了『匪諜』的陰謀!」還說「社會科學沒有標準答案、不能考」云云,據說這是當天課堂上很多的玩笑話之一。
過去數年我陸續投入重新訂定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擬定的工作,近數日和不同的高中老師與校長等務實的第一線工作者談及朱教授上述批評內容此事,大多不以為然。這場景彷彿是在教育部蓋章支持的資優生「課外補習班」裡,任由班上的「明星補教」譏笑學校老師與其他在校同學的「一般」學習不值一顧。針對朱教授的輕慢高論,必須予以駁斥,並正社會視聽。
一、關於「社會科學不能有『標準』答案,『公民與社會』也必定不可『考』」的問題,持平的回答應是:「看問題怎麼設計評量,使其能鼓勵思考」。的確,社會科學的知識有隱藏價值引導性,容易引起爭議(其實這和其他許多學科一樣),表面看來似乎不應該有「標準」答案。但是,如果社會科學依然有典範傳統,有核心關懷,「通說」與慣用概念,公民權利也有既成的典章制度,如果說完全不能考評,那恐怕也只是一種偏見。
眼前問題在於如何建構可以搭配教學目標的適當評量方式,並不是問「可考或不可以考」的二選一問題。
二、高中「社會科學資優」班的設置,本屬實驗草創,有不少疑問待解,須要慎重檢討。例如資優標準定不出來,一改再改,資優標記對於學生心理、校園「一般」的學習風氣,是否產生不良影響,時有所聞。更重要的,「公民與社會」科現在雖然常被當成高中「社會科學」的主要學科,但「公民與社會」到底要走「公民養成」路線,還是走「純粹」「社會科學知識學習」路線,仍有定位不明的問題。
就我近來接觸過的教育界(國、高中與大學)數百位人士,以及相關的社會倡議團體的經驗,除了少數意見外,大多認為新的「公民與社會」科應該要包含社會科學知識,此為其必要基礎,不可或缺。但公民與社會課程,不能設定為等同大學社會科學概論精簡版或者預備科,如此將喪失培養未來成年公民,發展公民社會的諸多可能。
現行(九五)「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頒佈實施同時,取代多年來的「公民」、「現代社會」與「三民主義」三科。在此之前,高中「公民」普遍有教學不正常的問題,如被拿來配課,時數被縮減,教師背景欠缺專業化等等。各界對於建立新公民課程的關心,雖時可感受,但是卻很少有人瞭解,任何學科的轉型,其所涉及工程之龐大,問題廣泛複雜,其實就等於是一次具體而微的「教改」。
所有過去「教改」曾出現的問題,例如規劃協調不足,同時也都是「公民與社會」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面對這樣的一個「教改」難局,轉型陣痛不斷,的確須要有更多人集思廣益,願意捲起袖子投入。
希望身居政學要津又不乏機會可插手教改事業的學術菁英,必須記取自己過去的教改經驗,能知道教育的真正問題,以及擔負起改革者應有的責任倫理。
【2007/09/12 聯合報】
【聯合報╱記者何定照、賴素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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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布拉刻畫原住民困境、雛妓的舞作《肉身彌撒》曾經感動許多人。不過,布拉面對原住民的身分認同問題,有過一番轉折?
拉:以前在山上(台東縣金峰鄉)時,沒想過這個問題;進高中後,覺得這個顏色好像不大對,口音也不對,開始對原住民的身分很敏感,開始很努力地不要當原住 民。
一直到我大四升大五要編舞,思考自己的創作來源,才開始去想我是誰、想自己的文化。所以,一九九五年,把名字從郭俊明改為布拉瑞揚。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敏 感……
芳:(低聲)我非常討厭他這樣。有一段時間,我拒絕談種族的問題,因為他的過度不認同和過度認同,都會帶給我很大的壓力。很多時候,在原住民身分討論裡, 我就變成「平地人代表」,他變成「原住民代表」(布:可是我不是這樣啊)。
他改名時我不在台灣,等我回來,大家都叫他布拉瑞揚,我完全不知道那是誰,心裡很不舒服(布:她拒絕叫我布拉)因為你都不跟我商量……
拉:因為我的親身經歷太沉重。原住民是次等國民。高中時,我講話,同學覺得好笑,叫我再講一次,我搞不清楚,就再講一次,大家哈哈笑,我完全在狀況外。
芳:但這種次等、不被認同的感覺,所有身在國外的人,都會經歷過。即使別人覺得你次等,如果你的實力是最優等的……
拉:沒有一個小孩會說他不要當原住民,可是當他碰到那些狀況,就會……。我後來回想,覺得自己浪費了七年(說不想當原住民)。後來我出了國,才知道種族問 題是全世界的問題。
芳:當時對我來說,布拉是好遙遠的距離(拉:她到現在只在眾人面前叫我布拉),根本是另外一個人,是製造出來的風雲人物,跟我一點都不貼切。我從大學起, 就叫他郭俊明。
問:為什麼布拉的舞作常常很憂鬱?
拉:打從我第一個作品《死亡花朵》,就是這樣。那時我才廿二歲,後來的《無言》、《百合》也都如此,大家覺得不像是那個年紀的作品,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芳:他以前很常哭耶,好像在演電影。
拉:我看個電影也(做哭狀)。
我近五、六年已經沒有這麼常哭。其實我會害怕自己的直覺和感官跑去哪裡?我覺得這是成長,我的改變是好的。我的靈感來自生活,生活中有太多素材了。
芳:也有可能這個直覺和感官的改變,是從年輕轉換到比較成熟的表現。
問:你們兩人都幾乎是曼菲老師帶出來的,對於「讓年輕人被看見」有什麼想法?
芳:在到巴瑞辛尼可夫舞蹈中心駐村前,我舉行記者會,就是希望被邀請的每一位舞者都能讓人認識。國外的平台也非常重要,通常亞洲被邀請的只有一個,但我運 用自己的資源帶其他人過去,這樣被看見的就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我們五個人都能被看見。
拉:拉芳La Fa,沒有「舞團」兩字。原因是我們和誰合作時,就變成拉芳plus誰,例如拉芳&李建常。
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成立自己舞團?
芳:我覺得這是我該做、非常想做的事,心裡有種「此時不做待何時」的感覺,也許以後再也不會有這種憧憬。
拉:我是因為她想做。芳宜有想法,又有執行能力。
芳:如果這個平台做起來了,其他的舞者就能上來,這也是我們的目標,希望發現更多優秀的表演者。雖然不知道結果,但我們在嘗試。不要空想,做了才算數!
【2007/07/24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