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stapler

 《啄木鳥專欄》 
國內歷史學界行動要快 
吳相湘  
 
自去夏五月，中共編修中華民國史消息傳到台北，迄今已有十五閱月。各史政機構固始終不見有公開史料的行動，歷史學界更議論雜亂。日昨報載某一座談會中，竟有兩三大學教授以為對中共編修民國史，不必重視。披閱之餘，深感不解！中共任何行動都離不開政治作用，即所謂「統戰」，難道都不必值得重視？
十五閱月來，筆者對於這一問題沒有發表意見，一方面是盡其在我努力研究撰述民國史事，一方面是企盼台灣學界能謹記「定猶豫、明是非」的銘言，能堅持獨立自尊精神，切實工作；要說話，就必須本良知講真話。

教育部將擬訂的中華民國史編纂計劃分配四個機構分擔，可以說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如果這四機構能充分合作，各就本身史料參考引用（史政機構不對國人開放史料，本機構同仁自有運用的便利），再加以外國史料，多少是可以有成果的。但出乎意外的是：台大L教授於去年雙十節在某報撰文為國史館黨史會工作大事宣揚以後，今夏在國建會中卻又建言：國史館黨史會人才遠不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享譽國際。如果不是L教授前後矛盾，就是國史館黨史會資深人員全部退休了。但最近某一座談會中的近史所人員發言紀錄：今日還不夠修史基礎，至少要十年準備。這樣看來，我國官場傳統「推「拖」連環計完全顯現出來。

八月十八日聯合報報導，「我的朋友」陳政務委員奇祿透露：政府正計劃逐步有限度的公開史料，這一消息出自於二十年前台大老同事口中，實在感覺有希望了。但報載這一短訊卻含有很多「條件語」，不禁又增加很多疑懼。「逐步」、「有限度」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啊！

筆者敢毫不紅臉地說：三四十年來，國內及日本、新加坡、英、美各檔案庫都有過我的足跡。根據我的經驗，我不能了解「有限度」如何開始？如何決定這一「限度」？

三十餘年前，我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工作，深知多數檔案都有主題卡片。祇因清代宮禁有外朝內廷之分，故宮博物院對外朝檔案仍存內閣大庫，由文獻館管理。內廷檔卷原存宮中及軍機處的都統合收藏文獻館主要宮殿。卡片分開，我由於心目中有若干主題可分別在兩處檢閱，然後抄錄，故得以「統合」。但二十年前，大陸「明清史料館」刊行「義和團檔案史料」時，就只應用文獻館宮中及軍機處檔，漏略了內閣大庫部份。這一經驗說明：要有「統合」學識能力才可以決定某些史料的價值。換句話說，某些史料的「機密」性如何？也必須要「統合」才能辨別。但這就困難多多。台北擬「有限度」開放史料言，即視機密性如何作決定。今按第二次大戰以前各國檔案，除蘇俄外，都早已公開，美國外交檔案且已刊行至一九五一年份。台北在決定「限度」時顯然需要看外國已否公開，不能閉門造車。何況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等要人史料在美國也早開放眾覽。台北在決定「限度」時自不能忽略這些史料，否則抱殘守闕、掛一漏萬便是笑話。

事實上，各史政機關有時把外國早已公開的文獻仍列作「機密」。例如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時，將國父致廖仲愷等有關聯合德俄的手翰送交香港英文報紙攝影刊佈，美國外交檔案都有保存，二十年前即已製成顯微影片發售。但最近還有人說，在台北檔案發現了這件「密函」。並且即令以「時間」作「限度」也不一定所保存的都是「機密」。例如黨史會史料曾有民國十三年以前部份可公開的規定，但民國十二年冬國父致夫養毅函，日本早已公開原件，台北刊「國父全集」「國父年譜」卻未見列入。

再者，美國國家檔案依收藏外交檔案公開影印前，每一文卷都經專家審閱，並簽名負責。印刷成書的外交史料並不包括所有檔案，不少是仍存國家檔案館未加印行，卻可供公眾閱讀。因此，台北在決定「限度」時必須由專家細閱每一文件，才能決定「機密性」如何。

綜上所陳，可見這一「有限度」開放，不能全憑台北史政機關一二人主觀決定，如果按L教授說法：中研院近史所的國際著名學者自應參加協助國史館、黨史會作詳細審定「限度」工作。事實上，這是說得容易，做起來並不簡單的一件大事。如果主事者不擴大心胸，虛心誠意延請台灣史學界同仁分工合作，結果恐怕是「拖」的代名詞。報載某一座談會中某一主持人在答覆他人發言時，曾申明當局決無「干涉」之意。就這一問答見之報載，證明一、二年來台北友人來信說：「外行人要管制內行人。」是有事實根據的。

每憶二十年前，蔣公主持春節教授餐會中囑各人自由發言，筆者曾引據事實指責當時黨史會主持人只說不做的失職行為，勢必影響編纂中華民國史的大業。蔣公與蔣夫人含笑傾聽，蔣夫人在筆者說完後且舉清水一杯相敬。今轉眼已是二十年前往事，民國史的編修仍徒託空言。如今且有再等十年之說，遙望慈湖，泫然淚下；千秋盛業，如何永傳後世？

今或有人說不必亟亟修當代史。實則民國萬年，也可分別段落修史，如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都是大事。何以不能根據國父與蔣公文獻參考域外史料稽證成編？報載「抗戰史料」已有初稿，明年刊出。殊不知英美日德各國有關史籍早已刊行，且歐美流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百科全書」二十四大本，已經印行三版，其中卻極少中國戰區戰爭記述，印緬戰場及日軍「一號作戰」則甚詳。

台灣史學界實在需要趕快積極振作起來：各選民國史專題，先協助史政機關整理史料，同時作研究撰述。一舉兩得，同時並舉，不能再雜亂，只說不做。自然史政機關首先須開擴心胸與學人合作。要知以國內史學界所有人才決定這「限度」已不容易，一二機關的人員何能肩此重任？

筆者多年以來是既說且做。近年在美國利用新史料撰「國父孫逸仙先生傳」、「全球鄉村建設先驅晏陽初先生傳」，明年將印行以慶祝我國家古稀慶典。孫先生遺言「喚起民眾」，晏先生則發現如何喚起民眾的方法與途徑，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1980-09-06/聯合報/08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