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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是可以不管這件事的。坐在倫敦前往布魯塞爾的火車上，我告訴自己。

    　「歐洲記者協會」（AEJ）五月六日在歐盟委員會內舉行一場支持台灣記者的會，呼籲聯合國解除對台灣記者的採訪限制，尤其是台灣記者申請採訪每年五月在日內瓦聯合國內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我答應出席並發言，但強調自己是以在私人媒體工作的個人與會，分享自己和其他台灣同業採訪WHA的經驗。

    　過去四年來，台灣記者無法取得採訪證件，以新聞工作者的身分採訪攸關全球公共衛生安全討論的WHA，已廣泛引起世界各地新聞同業和人權組織的注意。國際記者聯盟（IFJ）、歐洲記者協會（AEJ）、日內瓦駐聯合國記者協會（ACANU）和紐約聯合國記者協會，以及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紛紛公開要求聯合國公平對待台灣記者，廢除阻擾台灣記者採訪的歧視政策。

    　依據聯合國目前規定，申請記者證，必須出示具聯合國承認國家的護照。持台灣護照的記者因而被排除在外，申請採訪每年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也因此不得其門而入。

    　許多曾到日內瓦採訪WHA的台灣記者，都有深刻的經驗，必須在大會開議當天上午，起個大早，趕到日內瓦聯合國和其他公眾一起排隊，辦理一張「參觀證」，然後進入議事廳內，端坐在觀眾席上，盡全力完成採訪工作。

    　台灣的同業採訪WHA，固然充份展現了台灣人在委屈中變通的精神，但任何一個負責的專業新聞工作者，都不得不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台灣記者不能和其他國際同業一樣擁有相同的完整採訪新聞權，履行對「知的權利」的工作？

    　「歐洲記者協會」這次藉全球世界新聞自由日，再次呼籲聯合國公平對待台灣記者，同時呼應日內瓦駐聯合國記者協會今年三月初通過的決議，強烈要求聯合國基於基本人權考量，而非政治或外交特殊因素，考量調整政策。

    　主持這項會議的「歐洲記者協會」秘書長克拉馬（N Peter Kramer）表示，台灣記者不能報導一個對自己極重要且與生命和生活相關的會議（WHA），對聯合國和世衛組織，都是一種「羞恥」。

    　出席會議的「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負責人佛崔（Willy Fautre）則指出，如果台灣記者僅因為是「台灣人」，採訪權就遭到剝奪，這不但是另一種形式的箝制言論自由，更違反基本人權。

    　應邀出席的我國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新聞主任王振台表示，台灣是一個高度民主國家，根據紐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過去兩年，台灣媒體自由度，均居亞洲第一位。王振台說，台灣記者不能申請到WHA的採訪證，「政府被罵得很慘！」他的肺腑之言，引起台下許多聽眾會心微笑，一名布魯塞爾天主教大學大眾傳播系的講師會後表示，「可以想像，在台灣當新聞官，一定比在中國難！」

    　歐盟青年新聞（EYP）的一位專題製作人和歐洲議會議員的一名新聞發言人，不約而同地表示，「台灣的記者，一定不能放棄爭取和世界其他記者一樣的公平採訪權，你們一定要持續下去。」

    　「我們一定繼續聲援你們。」克拉馬最後說。

    　面對這麼多的支持，我沒有很感動，但很感激。因為我知道，只要是在民主社會中成長的人，任何一個了解新聞專業和公眾對知的權利的人，在這個議題上，都會站在台灣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