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stapler

在報上看到樑楷的照片與清連的名字。樑楷是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小組的召集人，清連是小組的委員。雖然其他小組的成員我也熟，但你們不同，你們不僅是我的學生，而且又是我的弟子。我的學生不少，但弟子卻不多，都在你們為紀念我退休和生辰編的〈結網編〉、〈結網二編〉中。〈結網編〉的出版，象徵我們近四十年師生的親密情誼。四十年彈指即過，我們師生情誼越來越深。我們雖然是師生，但情同家人，我視你們如子姪。除了治學，你們的姻緣，一路行來的成功的喜悅和挫折的抑鬱，都向我訴說。所以，我們的師生情誼決非泛泛。因此，我必須寫這封信給你們。

論理說，我的門人弟子掌握了台灣以後的歷史解釋主導權，我應該高興，分享你們這份榮耀和喜悅，其實不然。因為一種歷史的解釋的形成要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最初中國大陸依附政治形成的五朵紅花的歷史解釋，也是經過他們舉國歷史學者長期爭辯，一直到最後還是有共同的結論，不像你們遵從某人的意旨，閉門造車將歷史裁剪得柔腸寸斷，然後拼湊起來，就向天下宣告新的歷史解釋已經形成了。這樣不是草率些嗎！所以，半年多前高中歷史課程問題初起之時，我就認為這是一場鬧劇，這場鬧劇的結果，使我想起一首兒歌「雪人不見了，雪人不見了，雪人沒有手也沒有腳，雪人為什麼不見了？」我總覺得這場鬧劇不會維持太久，所以當問題發生，當時的小組召集人張元從大陸回來，電話問我意見，祇淡淡說：「我真怕你回不來了！」樑楷當時是副召集人，我的態度就不同了，我訓了兩個多小時。我們多年的師生情誼也就此聯絡少了。後來想想我當時也許太激動了，但再往深處想，作為歷史工作者堅持歷史的尊嚴是必須，也是必要的，這也是我們經常提起的。

現在經過你們裝飾過的歷史拼盤終於端出來了，雪人果然不見了。樑楷說歷史家根據證據說話，樑楷教過史學方法，當然知道歷史工作者重建過去材料重要。歷史工作者根據最接近的材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是對於開羅會議的材料依據和解釋，竟是根據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不知道樑楷說的杜正勝是教育部長或是史學工作者杜正勝。我說的杜正勝，過去曾是一個很勤奮的中國上古社會史的工作者，但不是一個史學家，台灣到目前祇有史學工作者，沒有史學家。因為史學家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工具，應該有更遼闊的胸襟和對歷史懷有更深層的關懷或敬意。我實在不願意說杜正勝和我是同門，都出自沈剛伯先生門下，因為他根本不了解剛伯先生所說的「量才適性」真意。關於「開羅會議宣言」的根據和解釋，根據杜正勝的「讀書筆記」呢，樑楷的史學方法教到那裡去了

！寫到這裡，徐泓（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送來一份關於開羅會議宣言資料，包括美國外交檔案資料，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的檔案資料共十八頁，關於日本資料是東京大學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彥研究室所譯「英、米、華三國開羅會議宣言」，其第一頁就說「日本國應將自清國人盜取之滿州，台灣及澎湖歸還中華民國。」這是徐泓從網路上取來的，祇花了幾分鐘的時間，樑楷、清連平常你們很勤快，為什麼這次這麼懶呢？

如果樑楷根據是教育部長杜正勝的「讀書筆記」，那又當別論了。雖然樑楷說屬凱撒的歸凱撒，屬於上帝的歸上帝，也就是要維持史學工作者獨立的尊嚴，如果祇是部長的「讀書筆記」，那就是遵照長官意志，遵照長官意志就是政治干涉歷史了。歷史雖然是一個消逝的過去，消逝的過去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絕不可以被汙辱被損害。史學工作者憑藉史料，重建一個接近事實的過去，但史料是把兩刃的劍，可以東殺也可以西砍，但史學工作者站在中間，絕不能因政治主觀意願評斷是非，司馬遷寫伯夷列傳，特別強調伯夷阻武王伐紂的馬頭，表現對權威的抗拒，最後飄然而去義不食周粟，這是表現對政治的疏離，也就是所謂隱逸，司馬遷在絕對政治權威壓迫下無處可隱，苟且偷生，他卻能以「詩書隱略，遂其志思也，」留下當代的歷史，與權威抗衡。

你們知道，我也曾捲入政治的漩渦，但終於拔出泥足，自逐於紛紜之外，兩袖清風一肩明月，一路陽春教授幹到底，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雖居非驢非馬之國，卻沒有「曲學阿世」，這是我們相處多年，你們深知的，當年編〈結網編〉，取董仲舒「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之意，祇是如今網已破，雪人也融化，過去的幾十年也煙消雲散了，我們也在其中，其沉痛可知，思之泫然。但路還是要走下去的。最後，我將自己的座右銘寫給你們：「不論受到怎樣的摧殘和損害，不論被壓榨得如何扁平，人就是人，人必須站著走路，因為人是有脊樑的！」夜靜更深，意不盡書。

耀東草於糊塗齋

【2004-11-13/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