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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深處 難忘的往事 【張知本口述 章君穀筆記 霍鵬程插圖】
雖然我今年已經九十三歲，早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三年，民前七年（一九○五）即已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革命黨的一員，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中華民國軍政府成立，我又被推選為司法部長，然而，時至今日為止，任何人尊我一聲黨國元老，我都覺得非常之慚愧，因為，我始終認為辛亥革命精神的特殊表現，在於國父暨諸先烈的倡導，新學生留學生的奮起，全國民眾一致的同情，以及新軍將士的英勇犧牲，革命黨人的廉潔真誠，個人實不政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何況，辛亥革命至今猶未能完全成功。

但若提到我個人一生最難忘懷的往事，自以辛亥革命武昌光復為最，大陸淪陷以前，我還保存得有兩大箱子辛亥史料，包括當時的公告公私函電及剪報雜誌，其中還有一些我在兩湖書院，日本法政大學就讀時期的課程筆記，這兩箱史料曾經和我相伴三十八九年，自武昌、南京、廣州、重慶、昆明乃至於上海，卻在上海撤守前沒有來得及運到台灣來，當時，上海的情勢是外弛而內張，報上經常出現上海固若金湯，國軍即將反攻南京的消息，駛往台灣的飛機輪船則經常客滿，攀附極難，內人準備了兩箱單裌皮棉的衣服想帶走，我勸她不如留下，我說我們少帶一口箱子，就可以多疏散一位司法行政部的同仁，所以我們併兩箱衣服和兩箱史料一道留在上海，只帶幾件換洗衣服動身，詎料這些珍貴的史料就此淪陷了。

不過，即使如今我仍然存有這些史料，我會不會操而寫出一部辛亥革命史，依然還是大有問題，就在上海淪陷前不久，上海集成圖書公司曾經約我寫了一段辛亥史話，交稿時我便特地聲明只能做史料用，因為我一向以為中國人寫歷史是「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大事業，我還不夠這個資格，此外我又曾讀過一段西洋軼事，十六世紀的英國喬治親正犯政治罪被判徒刑，他在獄中埋頭編撰歷史，有一天，同獄因犯發生鬥毆，親眼目睹的一共有八個人，喬治親王一一的問，八個人對於鬥毆經過竟有八種不同的說法，於是喬治親王也慨然的發，史難之歎，便將他所寫的史稿毀了。

好在聯合報編者所索的稿件是「難忘的往事」，個人追憶不能和寫史書相提並論，但是我仍還是揀親身經歷的往事來談，免致重複，尤能切合事實，回憶我十三歲入泮，十五歲進兩湖書院，二十歲留日，先後畢業於弘文學院暨日本法政大學，二十五歲回國，一面奔走革命，一面執教於湖北法政學堂，兼任湖北自治研究所所長，辛亥革命武昌光復，我的實際年齡只有三十歲，當時聽說黎元洪被推選為鄂軍都督，在都督府之下設立謀略處，不久，同盟會同志宋教仁到了武昌，他邀同湯化龍、孫武、徐達民和我，商討起草鄂州約法，這倒是我中華民國憲法的雛型。

到了九月間，尤有湖南、雲南等省響應，革命同志便在武昌抱冰堂開會，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法公推黎元洪為大都督，並推選各部首長，我還記得那一天適逢天降大雨，我穿雙釘鞋，撐一把油紙傘，從家中步行到抱冰堂去出席會議，當我聽到司法部部長一席推由我擔任時，我立刻以年輕識淺，難當大任為詞，極力請辭，可是，那些拖槍帶刀的革命同志，卻異口同詞的說：

「這是義務，不是權利，革命同志義不容辭！」

既然義不容辭，我便唯有敬謹接受，由軍政府指定原有的學台衙門為司法部辦公處，我親手寫了「維持秩序、整肅綱紀」兩聯，懸在司法部的大門兩側，再寫一幅「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自勉詞，高高掛在大堂上，然後，我再選賢任能，物色人才，把這個中華民國空前未有的司法機關組織，起來，記得我當年所延攬的幾位好幫手是副部長彭漢遺、民事司司長石志泉、刑事司司長韓玉宸、監獄司司長王巽伯、總務司司長李稼生、參事寧伯青等諸先生，至於各司的課長、課員、書記人選，則由各司可長自行選拔，簽請任用，同時，我還以最快的速度，設立了江夏臨時審判所和臨時上訴審判所兩個單位，到荊宜光復以後，又將這兩個單位改組為江夏地方審檢廳和湖北高等審檢廳，另外並設立地方審檢廳於漢口、沙市、宜昌三埠，前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田美棠，當年只有二十四歲，就在宜昌地方審檢廳任職，因此，武昌、漢口、漢陽、沙市和宜昌，是我國最早實行司法獨立制度的城市。

民國史上的第一宗刑事案件，就辦得相當的有聲有色，轟轟烈烈，充分顯示司法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的浩然正氣，有一天，我正步出司法部的大門，外出公幹，一眼瞥見有一位白髮皤皤的王老太太，背上縫著一幅用白布寫的冤單，我忙上去問訊，這位玉老太太淚眼漣漣的告訴我說：他有一個兒子在輪船上當水手，被荊宜總司令部的士兵所殺，老太大揹著冤單上軍政府喊冤，由於軍政府禁衛森嚴，同時也沒有人答理，這才經人指點，到司法部來鳴冤投狀的。

然而老太太只有白布冤單而沒有訴訟狀，我便好言安慰，請她略等一等，再轉身入內請了一位錄事來，把她背上的冤單抄下，勸老太太回去聽訊，方再去辦我自己的事，移時我重回司法部，馬上就指派專人，到宜昌去實地調查。

數日後，負責調查的同事回來了，他言之鑿鑿的說：老太太確有冤情，她的水手兒子只不過帶些私貨，依法不該處死，可是荊宜總司令的稽查登輪檢查，私貨被查一了出來，便想黑喫黑的敲他一筆竹槓，水手拒絕，稽查便報告司令部，以漢奸的罪名把他槍決。

我聽了他的報告，心裡非常難過，清律，任何罪犯處決，都必須經由刑部秋審處定讞，這也就是所謂的「人命關天」，大小官員誰都不敢草菅人命，自千罪戾，我們自命為革命黨人，推翻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倘若不以保障人權為重，可以亂加罪名，肆意殺人的話，那我們千千萬萬先烈拋頭臚，酒熱血，所完成的國民革命豈不是太沒有意義了嗎？

由於那位王老太太無法指出誰是殺他兒子的兇手，士兵既然奉了荊宜總司令部之命，登輪檢查，執行槍決‧那麼，就該由有司負其責，因此，我上公事給軍政府，請組織特別法庭，票傳荊宜總司令官唐犧支前來應訊。

唐犧支，湖南人，我和他從不相識，只聽說他是文學社的同志，在黎元洪所部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標（團）某部任司務長，是陸軍特別學堂的畢業生，率部駐防荊宜，武昌光復後，他邀集同志起而響應，圍攻荊州，遜清荊州將軍聯魁暨文武官員率領八旗兵頑抗敗績，開城投降，唐犧支便自稱荊宜總司令官，兼攬民政，他統率重兵，駐守武漢上游，荊宜殷富之區，當然是一位很有權勢的新人物。

所以，當我力請軍政府傳唐犧支到特別法庭受審，消息傳出，頓時就有很多朋友，紛紛前來向我提出警告說：

「以唐犧支的驟膺重寄，聲勢顯赫，他大可以不買軍政府的賬，你又何必去跟他作對呢？」

對於這些關心愛護我的朋友，我唯有正色的答道：

「這不是我和他個人之間的事，而是國家法律之所繫，假如是因為他有勢力的關係，充其量，我不做這個司法部長就是了，可是國家法律卻不能不維持，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唐犧支案，果然引起軒然大波，我的公事報到軍政府，黎都督到是很支持我的觀點，批由軍政府和司法部各派人員組成特別法庭，傳訊唐犧支，然而，煌煌嚴令去後，唐犧支根本就置之不理。

於是，我依法辦理，堅持到底，再上公事給軍政府，指控荊宜總司令官唐犧支違抗命令，藐視法律，使黎元洪不得不使用兵力強制傳訊，他派師長蔡漢卿為荊宜安撫使，賦予節制人馬，整理庶政的大權，蔡安撫使鼓輪西上，直抵宜昌，唐犧支到是不曾有何異圖，他只是相當生氣，要回武昌來找黎都督理論。

一夜，都一點鐘了，家人將我從睡夢之中喊醒，說是軍政府派人來請，要我立刻赴軍政府，有緊急大事相商，當時，軍政府各部部長，一體出席軍事會議，我還以為是有什麼軍國大計必須夤夜開會籌商呢，卻是，一進軍政府黎都督的客廳，便看見黎都督和唐犧支在一張大餐桌上，側面相對而坐，兩人臉上都有不豫之色，黎都督一看見我，就對唐犧支說：

「你有仕麼話，跟司法部長講好了。」

我一看情形就明白了，唐犧支來謁黎都督已歷多時，必定是黎都督無法應允唐犧支的要求，他才深更半夜的把我請來，叫唐犧支和我面對面談，果然，當我在唐犧支的對面坐下，黎都督在下首主位相陪，唐犧支馬上就起立發言，他首先向我聲明。

「部長說犧支違抗命令，藐視法律，這個罪名太重大了，犧支實在是承擔不起。」

接著，他再滔滔不絕的向我陳述，王姓水手被槍決一案，事實經過和玉老太太的冤單所稱大有出入，王姓水手涉嫌走私，經常在宜昌、上海兩地之間販運私貨，被荊宜總司令部稽查偵悉，而且當場人貨俱獲，但是王姓水手悍然不服，竟與司令部的稽查發生衝突，使司令部一位胡參謀長勃然大怒，援用軍法將王姓水手判處死刑，迅即加以執行，並非如王老太太所指控的，係由司令部的士兵所殺。

唐犧支尤其提出許多人證和事證，有以證明在這件案子發生的前後，他本人並不在宜昌，而是去了沙市，他反覆陳說的結論是：在王姓水手執行槍決以前，他對本案一無所知，因此他並無刑責可言，也就沒有到特別法庭受審的必要。

我很耐心的聽他把話說完，唐犧支理直氣壯，長篇大論，一口氣說了一個鐘頭，已經兩點鐘了，我這才心平氣和的回答他說。

「你是一位革命軍人，我當然相信你不會說謊，可是，今天夜晚你跟都督和我所說的話，全部都是白說了的。」

我的答覆一出口，黎都督和唐犧支都不由自主的怔了怔，臉上的表情頗為訝異，於是，我笑了笑，然後再加以解釋的說：

「都督負責管理軍事，你在軍事上的處置正確與否，他自然有權可以直接處分，但是現在這件事情卻關係到國家法律問題，都督管不著。」頓一頓，我方始接下去說道：「至於我呢，我所管的是司法行政，審判的事情我也管不到，所以我說你今天夜晚對我們兩個所講的全都白講了，本案既已組織特別法庭，你最好把今夜對都督和我所講的話，拿到明天的特別法庭上去講，如果特別法庭認為你的陳述屬實，那你就可以不負刑責，充其量只得一個行政處分，至於我在公事上說你違抗命令，藐視法律，完全是因為你拒絕到庭應訊，對都督府的公事置之不理的關係，只要你明天到達法庭，這兩項罪名，不就自然而然的取銷了嗎？」

說罷，我也不等他的回答，逕向黎都督告辭離去，回家就寢，心裡還在惦記著唐犧支會不會從善如流，明天準時到庭應訊，要說這是對於民國司法的一項考驗，似乎也不為過，然而，翌日到部處理公務，果有同事喜孜孜的來告，唐犧支不但如時到達法庭，而且還聘請陳英先生擔任他的辯護律師，這位民國史上第一位辯護律師陳英，曾在荊宜光復之初，田我委派為沙市地方審判廳廳長，不久他便辭職執行律師職務，民國二年，他又出長上海地方審判廳，當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罹難，經查明係由袁世凱的第二任國務總理趙秉鈞賄買兇手，教唆殺人，那一張轟動一時，命趙秉鈞到庭應訊的傳票，便是由他所出的。

宜昌王姓水手被殺一案，終於在特別法庭水落石出，真象大白，唐犧支果然不曾說謊，案發前後他在沙市而不在宜昌，雖不知情而難辭失察之咎，他只得了個輕微的行政處分，不過，他卻由荊宜總司令官任上調回武昌省城，黎都督改任他為第七鎮統制（今之師長），至於那位逞一時之怒，擅用職權，違法槍決人犯的荊宣總司令部胡參謀長，則被判處徒刑，鎯鐺入獄。

武昌光復以後，全國各地紛起響應，新獨立的省份，大抵都是軍人專政，在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臨時約法公佈實施之前，就祇有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和一部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其中第五十七條規定：「法司以鄂州政府之名，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但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不在此限例。」因此也就難免不有官吏擅作威福，人權失其法律保障的情事發生，例如，便在唐犧支總司令官轄區之內的恩施，奉唐犧支之命反正的一名管帶（營長）李汝魁，就因為他和黎都督派去調查的曾楚藩、徐占龍等人有所齟齬，竟被曾、徐等人槍斃，另委巡防營管帶朱揚武為施鶴司令，而這位朱司令又橫征暴歛，百端搜刮，使恩施一地被他荼毒蹂躪達數月之久，後來還是由於當地百姓實在忍受不下去了，方由士紳代表到武昌來陳情，黎都督派馮仁佺為施鶴安撫使，辦理善後，把施鶴司令部乾脆撤銷，方始免卻一方生靈之苦，由此可知，宜昌王姓水手被殺一案的迅速獲得平反，連雄踞荊宜，鷹瞵陽夏的總司令官唐犧支都不敢不重視司法獨立的尊嚴，遵限報到，準時應訊，連同他的參謀長一併接受應得的法律制裁，中華民國的第一宗刑事案件，對於當時以及往後，實有相當深遠而重大的影響，革命軍人的守法精神值得敬佩，黎元洪都督所◆予我的鼓勵支持尤足稱道，這確實是我畢生難忘的往事之一。

【1972-09-28/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