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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司法審判威信 久懸刑案速謀定讞
法部積極尋求有效對策 協調最高法院自為判決 
 
【本報記者吳添福】
纏訟了八年多的台北市杭州南路火窟雙屍案，經歷五次審判，久久未能定讞，曾引起社會人士的詬病。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為減除這類久懸未結重大刑案的困擾，最近已協調最高法院，積極謀求有效的對策，以維護司法審判的威信。

除了張韻淑涉嫌殺人放火一案外，目前法院受理的久懸未結重大刑案，更大的還有四十八年七月間發生的武漢大旅社姚嘉荐命案。該案纏訟十二年之久，歷經五十多位法官的審理，甚至有的被告已病死獄中，但案子在高院與最高法院之間踢來踢去，迄今未能定讞。其次，如王文敏殺人埋屍案，劉堂坤涉嫌姦殺案，林田程國際販毒案等，也都積年累月，未能定案。

王部長認為：這種關係重大的刑案，在司法審判中不能迅速定讞，不但增加被告的精神負擔，也將使社會民眾對辦案人員失去信心。

為什麼重大刑案進入司法程序會久懸未結？據司法當局的研究，主要是由於重大刑案發生時，治安機關沒有詳細調查證據，或實施勘驗鑑定，致使罪證含混不明，難為採證之依據。或因審判人員，應調查的證。據漏未調查，於判決時認事用法交代不清，以致最高法院一再發回更審，遷延時日。

因此，王部長在探討此項問題時，即決定針對其癥結所在，採取三項革新措施，作為今後改善的方針。

王部長的第一項解決方案，是向最高法院「求援」。今後凡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四次，或自司法機關受理後，逾五年未決而情節重大者，均列為久懸未決的重大刑案，將於第二審判決後，協調最高法院自為判決，不要再發回高院更審，以免延誤時日。

王部長的看法，以這類重大刑案，既已經過地院、高院五、六次的審判，推事們必已盡其全力調查審訊，如果最高法院一再發回更審，高院推事問來問去，仍舊無濟於事，還不如由最高法院將所有的疑慮作一全盤性的審理，案情真象如何，應該怎麼判，就怎麼判，這樣就不致久懸不結，也少了許多上上下下的訟累。

但依過去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習慣，只是採「書卷審」而不是「事實審」，也就是說，三審推事僅審閱二審原判的有關書卷資料，從中查看有無錯誤，有則「發回」，無則「定讞一，從未傳當事人開庭辯論，逕行審問。因此，遇到重大刑案時，只要發現一點錯誤，即將全案發回高院更審，很少將原判決撤銷後，自為審判。

最近，經王部長與最高法院院長協調後，這種情況已改善了不少，不但發回更審的次數減少，一些雖違法令而不影響事實的判決，也都由最高法院將原判決撤銷後逕為判決，使能迅速確定。

但是，像杭州南路火窟雙屍案或姚嘉荐命案這類各方矚目的重大刑案，最高法院仍不敢自為判決，這並不是他們不肯與司法行政部合作，而是另有苦衷。

因為，最高法院的推事們大多是年高資深的老司法官，人員編制也較缺乏，平常審理案件僅根據書面資料為斷，很少開庭傳當事人審問，更談不上明察暗訪、調查證據了。因此，對於重大刑案，在根本沒有審訊法庭的情況下，要想毋枉毋縱的自為判決，談何容易。

不過，王部長認為只要最高法院肯出力，目前的困難是可以解決的。人員編制與法庭設備，這都能夠補充增設。至於三審推事不開庭問案一節，那也不是絕對性的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第三審法院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但法院認為有必要者，得命辯論」。所以三審推事只要認為有必，也有權直接傳當事人開庭審問。而且，在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代，最高法院的前身「大理院」也曾有過直接開庭審問的前例。可見，最高法院必要時自為判決該是可行之策。

其次，對於第二審的要求，王部長指示高院主管人員，應將久懸未結的重大刑案分由年富力強的推事辦理，並於辦理該案期間，酌情停分其他案件，使他能集中精力研審案情，詳查證據，以為正確之判斷。

此外，王部長又要求檢察官對於重大刑案，於起訴前，應多方蒐集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必要時實施鑑定及勘驗，獲得正確的結論後，再行提起公訴。以減少刑庭的疑慮，俾可早日定讞。

在這一方面，各地檢處的檢察官們配合得很好，就以台北地區最近發生的幾件重大刑案，如三重市計程車司機吳四吉命案，中和鄉製木廠滅門血案，金永山銀樓搶案等等，承辦檢察官都能主動指揮警察深入偵查，不但起訴快，而且採證確切，使刑庭很快的就可審結，收到懲儆阻嚇之效。一般認為，這不僅是司法革新最具體的表現，也是解決久懸未結重大刑案問題成功的前奏。

【1971-07-30/聯合報/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