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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新認識與再肯定 紀念國父誕辰暨文化復興節特刊 漫談中國法制史的研究 
 
【鄭欽仁】
周代「宗族的封建制」逐漸崩潰後，到了戰國時代新的國家形態隨之產生，故興起了直接隸屬於國君而非世襲性的官僚階層。當時包括這些官僚階層的知識份子順應時代要求，不斷在探索新的國家理想，為之繪製藍圖；對於世襲權位的君主與由人民之中產生的臣下官僚之間的應有關係和地位、以及行政技術和官僚組織如何臻於最完善地步，以便有效的治理國家，都曾經發揮了最高的智慧。這些專制王國互相吞併之後所形成的秦帝國，承先啟後，接受這些智慧和經驗的結品，統治這幅員空前的大帝國。秦的國家規模為漢所承襲，秦漢的制度為以後兩千年的王朝奠定了基石；當然，隨著時間的進展，各時代都有其發展和特色，因為制度本是時代的產物。

中國歷史上對於秦漢以來兩千年的法制修纂極為重視。依照正史的體例，大致分為本紀、列傳、志(「史記」作「書」)、表等項，其中之志就是各種制度史，當然也包括法制史在內。正史之外有政書類和類書類的著作可以參考。政書類的著作自唐代的杜佑的【通典】以來，陸續出現，合為「九通」；又有諸朝「會要」之編纂，應用方便。類書方面有百科性質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古今圖畫集成】等著作。由此顯示帝制時代對法制編纂的重視。近年來研究日趨式微目前從事法制史研究的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法學的法史學家，另一方面是歷史學者。近三十年來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與出版並不太踴躍，而年輕的歷史學者深受歐美研究方法的影響，比較趨向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反觀日本，在法制史的研究方面，卻有極為優異的成績，不得不令人感慨。僅舉數例以見其盛況。

唐代法制分為律與令，律是刑罰法規，令是文物儀章等各種制度之規章，唐令之完美為學者所稱道，但散佚巳久，不復得見。仁井田陞輯錄和典籍，著成【唐令拾遺】一書。

【大唐六典】是研究唐代及其前的制度所不能缺的著作，其影響並及於日本，故仍為研究法制史者所關心。一九七三年由廣池學園事業部出版的【大唐六典】，經過內田智雄補訂，其價值恐要高於目前國內通行之影印本。

數十年來日本學界對戶籍制度、土地(帳冊)制度的研究也出了不少優秀的學者如關於籍帳的研究，首推池田溫教授多年來一連串的成績；有【中國古代籍帳集錄】、【中國古代的租佃契】，其巨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觀、錄文】尤值得注意。

至於研究專著之再版，有仁井田陞的名著【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四鉅冊。其次，有織田萬氐等編著的【清國行政法】七卷，以及和田清編著的【支部官制發達史】和【中國地方自治發達史】等書之再版。至於戰後新出的名著，則有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科舉前史】等書。目前國內發展的途徑因此，目前國內法制史之研究如何強化，是當前刻不容緩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只限於法制史，而是關係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多年來國內只一味強調科技和經建，忽略了人文社會科學之發展與整個國家建設的配合。茲就目前癥結所在提出幾項建議：

第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必須有全面性的規劃。雖然過去教育部對各大學院系作過評鑑工作，但實質上的缺失至今仍舊存在，評鑑只流於形式。就以中國史的研究為例，各個斷代有多少人才；各大學之課程是否能按照斷代開足課程；以外國史來說，世界各區域是否都有研究人才；研究人才目前能否提供外交、貿易之諮詢。對於某地區或某國家之歷史文化不懂而能做好外交，鮮有可能。因此，研究上的規劃確實是刻不容緩的事。這也關係到目前「實質外交」上派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之有否人才的問題。

第二、鼓勵研究會的設立。除了全國性專門研究會的籌設之外，在大學內也應該有專門的研究會。以東京大學的東洋史部門為例，有關中國史的研究會有一、持續十多年的魏書研究會；二、秦律研究會；三、敦煌文書研究會；四、淡新檔案研究。「淡新禁案」是台灣文書，存於國立台灣大學，此研究會於今年五月初開始創立。以上所提之四個會，每週舉行一次。但以目前台大歷史系來說，一個研究會也沒有！歷史系的教授和學生都不讀檔案嗎？當然，他們沒有這樣優惠的條牛。

第三，大學裡特藏室的成立。台灣以外地區之中外文書籍受到嚴格管制，已是多年來學術研究最感困擾的問題。目前的問題不在管制之不需要，而在如何管制的問題。中國大陸考古上的發掘和研究成果，都是屬於中國學的領域，大學的教員與研究所的學生沒有辦法閱覽，學問自然無法走在尖端。譬如一九六五年末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現的秦簡，國內的學者一直無法入手。而日本方面早已有大庭脩教授的【秦漢法制史的研究】之問世。中國史的研究，中國學者竟然無法和外國學者競爭，身處其境的人何不可傷！有鑑於此，為了解決圖書問題，建議大學應設特藏室。甚至，海外中文書籍之有禁忌而不能不利用者，尚可以由國家聘請中央研究院及各大學學者成立審查會加以審查、修訂，然後出版。負責人方面，如勞貞一教授、陳奇祿教授都是適當的人選。

【1982-11-12/聯合報/15版/】